《月球》，郭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年10月出版，页，49.00元我不喜欢这个时代。你可能也不喜欢这个时代。我不知谁喜欢这个时代。如果说，时代也像个人一样，有它的心理状态，我想，这应该是个郁闷、郁悒、郁怒、郁结的时代。空中漫布的黑云，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是由你一朵我一朵灰色的、深灰色的云聚集而成的。黑云反过来把灰色的、深灰色的云也染黑了，心理状态是传染的。黑云压城，什么样的心防都能摧毁。一、走出“怨恨文学”在这样的时代里，一点也不奇怪，会出现这样一类文学，我把它称为“怨恨文学”（resentfulwriting）。“怨恨文学”最常表现的，就是一个纯真的、善良的人如何经受不幸和痛苦，如何被生活毒打，最后……最后，没有任何结果。“怨恨文学”就是要刻画这个人被毒打的过程和细节，描写他/她的忍受或忍受不了。刻画者用笔蘸着怨恨的汁液，书写伤痕与苦楚。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必细读，一展卷，满本都有两个字浮现出来：怨毒。当然，这并不是暗示，作者们笔下的人物没有资格怨恨。当然有资格怨恨，他们的怨恨是理所当然的，是正当的。房思琪有资格怨恨，金智英也有资格怨恨。甚至你也有资格怨恨，我也有资格怨恨，怨恨是我们的权利及本能。时代糟糕，我们本能地讨厌它，这没有问题。我的问题是向作者们提出的，我想问的是：你们写这些怨恨，除了表达你们对自己时代的怨恨，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意图？怨恨文学——如果这个概念成立的话——至少可以上溯到《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那里。也就是说，怨恨文学是有名作的。但我不确定像这样一些名作算不算好的文学，我直觉上感到它们是不够的文学。“不够”的意思是，我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这样，文学不应该停留在本能的反应上，不是说你道中了、道出了你同时代读者的心事，你的文学就是好文学了。的确，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替读者叹一口气的工具而已。在我看来，文学应该是在本能的反应之上和之外的。假如我们都有怨恨，而你只写出了怨恨本身，那你写的又如何区别于普通人的诅咒或叹息？你照情绪的宣泄所预定的那个方向去勾描一代人的体验，你得到的不是体验的全部，而只是能被情绪宣泄掉的那部分体验，总有什么，会在这个过程中失落，而那可能才是文学真正应该捡拾的东西。今天的怨恨文学，常常会将人生与社会的一些基本境遇误认作某种专属于这些时代的特有东西来加以描写。怨恨代际的沟通不灵，怨恨生存竞争的残酷，怨恨有形及无形的权力压迫，怨恨在群体中的孤立无援，怨恨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些怨恨文学的创造者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荷马、但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何尝不写这些主题，而他们从未对此心怀怨望。读当代的怨恨文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作者们变着花样要传达的无非是这样一种想法：生活亏待了我。因为生活亏待了我，所以我的怨恨是理所当然的。我并不是想否认生活亏待了你这一事实，我想说的仅仅是：生活不仅亏待了你，生活还亏待了许许多多人，而且生活一直是这样亏待人的；生活好像从来没有停止亏待人。所以，不是说不可以怨恨，而是说怨恨没用也没劲。从另一方面讲，假如怨恨的是鸡毛蒜皮，那么这也侮辱了“恨”这个字的尊严。在我看来，当代文学首要、其实也是最起码的任务，就是走出怨恨文学的阴翳。走出怨恨文学的阴翳，并不意味着文学将揭露和批判的功能拱手相让，而是要让文学跨出主观心理主义的泥淖，将眼光放得更远大也更深邃，在社会-历史的激流里洞察更本质的东西。读郭爽的小说集《月球》，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一种走出了怨恨文学的阴翳的写作。伤痛，仍在角色身上隐隐发作，然而他们没有选择像小兽一样躲在角落里舔舐伤口，他们挣扎起身，放开步子，迈出门去，不管在物理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都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与郭爽上一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里的人物相比，新小说集中的角色获得了更大的活动范围：他们纷纷上路，去了荷兰、俄罗斯、日本、法国、瑞士、新加坡、香港……“把自己在地图上摊开”。当然，他们的旅程总的来说是精神性的：他们走遍了世界，想的却只是找到自己。甚至像小说《离萧红八百米》的开头男主人公调整着谷歌地图的比例尺俯瞰城市，或是像小说《月球》中作为象征出现的“月球基地”，也未尝不是一种心灵探寻的外化。这种精神性的旅程，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无尽的。“我不相信什么狗屁旅途终点。死也不是终点。”痛苦和重压，既然难以摆脱，索性一起背到肩上，负痛、负重前行。怨恨，总与幽闭相关，而漫游，则在无形中化解恨意。二、体现“历史感觉”《离萧红八百米》的主人公，是被时代撞出瘀伤的男女。魏是昀、梅芬的职业信心随着传统新闻业的衰落而沉降，他们在商业和意识形态两个方向的强风中踉跄。令他们痛苦的，不仅仅是衡量尊严的指标只剩下货币这一个维度，还包括他们的社会正义感在经历挫折后如灰烬中的微火，不向外而只向内，燎焦他们自己的心。诚然，这种正义感原本经记者职业本身及公民社会上升期的放大而略显膨胀，但它的萎缩、摧折乃至湮灭，却是一种切肤的欺侮，足以剥夺人最基本的存在感。因此，尽管他们的正义感看似只有隔岸观火的些微相关度，而当它一旦失落，他们却蓦然发觉，整个人好像被抽去了脊骨。不过，在郭爽笔下，伤痛从来不是终点。正如梅芬承认的那样：“我在努力，一点点把我自己缝好。”收埋壮志雄心，他们打起精神，努力在俗世里企稳。“这谈不上选择或决定，而是活下去的必须。”在“收埋”和“企稳”的姿势里，既有坚韧，又有坚忍。在《离萧红八百米》里，新闻业的衰落不是从正面加以描绘的，而是故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事实上，不直接摆弄这个时代那些浮在表面上的社会议题，而选择把时代的大的起伏推到远景，让它们造成的余波摇荡人物的命运，这正是郭爽叙事手法的高明所在。在我看来，小说集《月球》传达出一种扎实的“今天感”。何谓“今天感”？“今天感”恰恰不是眼里只有今天，只有刻下的争议纷扰。“今天感”是一种贯通了昨天和明天的时间感。它当然关切此刻，但它也关切此刻的来路，关切使我们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那段历史，它还关切我们要从此刻出发走向的那个未来。没有昨天的今天，就如同记忆只有几秒钟的鱼的浮游，被抽空了人的存在本质。而没有明天的今天，则如井蛙窥天，被动接受没有愿景的愿景。不少当代的青年小说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同样背离了历史。一种方式是胶着于当下，瞄着社会热点，写性别议题、写阶层焦虑、写代际撕裂……然而，他们只不过为当下拍了张浮光掠影的快照而已，最不济的，甚至只是对着新闻媒体拍下的快照又按了一次快门而已。这种快照或快照的快照，没有时间的纵深，只记录下情绪以及并不精确的现实碎片。另一种方式，则把当代史仅仅当成个人丰沛想象的一个舞台布景而已。历史，在他们的故事里，就像电子游戏的“皮肤”，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历史被轶事化了，与人的行动的客观逻辑切断了关联。当然，青年小说家们背离历史，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当代史是难以把捉的，尤其是在当代的历史化努力被抑制的环境中。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形，如年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当代史的里程记号是模糊的，对历史运动的动量做相对准确的估计则更远远谈不到。于是，就本身就生活在不断脱节的历史中的青年而言，决定埋头当下而不管历史，遂成为一个合逻辑的便捷选项。我并不认为郭爽是有意识地从当代史的进路来切入叙事的。但从上一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以来，郭爽的小说就带有这样一个特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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